新药研发可尝试合伙人制

“未来10年，中国创新药将在某些领域有所作为。”在日前召开的第八届国际生物医药研发创新亚洲峰会上，中国药科大学校长、德国工程院院士来茂德教授如是表示。
截至目前，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已立项1596个，预计至2020年，我国在新药专项上的总投入将达260亿元人民币。据悉，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将继续加大研发力度，提升自主创新及产业化能力，加速重要产品的产出和应用。

产学研转化难

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%，远低于发达国家40%的水平。尽管中国药学SCI论文数量与被引数均位列全球第二，科研实力与日俱增，但与之极不匹配的是，国内医院销售前十药物绝大多数由西方药厂研发。
以生物药为例，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孙鹤指出：“生物药研发依赖于对生命本质的理解，但中国生物药研发主要集中在小型企业，还没有做到与学术机构联合开发，尤其是从事生理生化研究的学术人员很少参与到新药研发过程中。因此，在中国找到新兴的靶点，并针对靶点开发相应药物的机会就小得多。”
西比曼生物科技集团首席运营官王立群表示：“中国的产学研资源整合还不够好，单打独斗的现象较多。我注意到某个科研机构向CFDA申报了很多新药，但是由科研机构注册申报、进行临床试验乃至产业化生产并不是资源的合理配置，事实上企业更擅长做类似的事情，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并使其产业化发展仍是当前面临的难题。”他同时表示，国家的政策相对保守，企业如果受困于政策的限制，即使技术领先也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。
“目前最大的瓶颈在于企业、高校以及研究所是割裂开来的，所以政策非常重要，一方面高校往往担心研发成果转让给企业会造成资产流失，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对CFDA新药审评的终身负责制有所忌惮。”复旦大学教育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闻玉梅院士建议，应针对上述问题建立一种免责制度，“希望无论是政府、高校还是企业，各个相关方能够共同合作打通新药研发产业链。”
此外，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总裁王保平也表示，近来CFDA颁布一系列改革政策是非常好的契机，如果中国企业能够借此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，从质量上下功夫，实际上大有可为。

投资生态圈待建立

在对接医药创新项目与资本的过程中，投壶网CEO赵妍昱了解到多数美国高校都会配备技术转移中心，在此基础上还会成立相应的联盟，借助联盟发挥的平台效应，高校可以和国内乃至国外的资本市场进行互动交流。在她看来，资本的介入不仅为新药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，在促进创新药物合作研发、医药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据了解，新药研发的初始资本主要来自包括“重大新药创制”在内的政府资本，但随着国内医药政策改革以及产业转型升级，投资环境也正在改变，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开始关注新药研发。
然而，新药研发技术壁垒较高，投资机构往往缺乏专业化技术评估能力而无法投资早期阶段，这需要胆识谋略、行业经验以及时间的积累。不过，有业内人士指出：“目前国内新药估值普遍虚高，但也有不少好项目最终与国外投资机构达成了合作，这个现象值得国内投资机构深思。”
“国内大多数新药投资都青睐于快进入临床或者已经在临床Ⅰ期、Ⅱ期的项目，很少有人愿意投资很早期的新药。”孙鹤分析认为，“如果中国企业今后想在新药研发领域做得更好，可能会更多地开始尝试合伙人制度，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创新积极性问题。”